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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分快3手机版APP2023-12-27 17:48

徐怀中：作品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人民需要这样的文艺家⑯】

　　光明日报记者刘江伟

　　93岁的徐怀中，头发花白，眉目慈祥，体态雍容。这位从炮火中走出来的战士，经历过大时代淬炼与锻造的作家，晚年生活显得波澜不惊。一生的行走、惊险的阅历、写作的感悟、赤诚的情怀，全部熔铸于岁月沉淀后的悠淡从容。

徐怀中：作品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徐怀中光明日报记者王倩摄/光明图片

　　冬日的一个下午，徐怀中再次聊起他的人生过往，那些烽火年月、那些文学情缘、那些故人旧事，在记忆深处涓涓而出。这一刻，时光仿佛被拉得无限绵长。

　　徐怀中喜欢“慢生活”。闲暇之时，他常常读古代文化典籍，还有自然哲学方面的著作。有时还会抄写古代哲人的语录，反复阅读品咂，沉浸在某种理性幻境之中不能自拔。

　　生活慢，写作亦慢。他曾把写作称为一种爬行，“两只手扣在泥土上，一步一步向前。回头来看大地上留下过我的两行手模足印，就很满足了”。因为“慢”的速度，徐怀中近70年的创作生涯，发表作品不足百万字；但也正因为“慢”的严谨、“慢”的精益求精，有时甚至是“慢”到自我折磨，使他的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独占鳌头。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惊艳文坛。20世纪50年代，20多岁的徐怀中，作为工兵部队的连队指导员，赴西藏修建康藏公路。那时，他边工作边搜集素材，足足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我们播种爱情》。

　　小说冠以“爱情”的标题，写了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但徐怀中没有刻意渲染爱情，而是在更高的立意上，将“爱情”升华重构，表现了西藏建设者对祖国大写的爱、深沉的情。他的作品在舒缓中裂变、幽默中剥离、平静中奔突，让现实主义创作焕然一新。

　　1956年，小说在《解放军文艺》刊发后，受到文学界极大关注。著名作家叶圣陶看到就被吸引住了，“有空工夫就继续看，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他专门写了长篇书评《读“我们播种爱情”》，发表在1960年2月6日《光明日报》上，“《我们播种爱情》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必然会得到读者界一致的承认”。小说还被翻译成英文、俄文、德文、日文等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虽说慢工出细活，但出细出新谈何容易！

　　徐怀中深谙“慢”和“新”的辩证法。

　　在创作中，徐怀中尽力摆脱那些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清除残留的概念化、公式化影响，实现弃旧图新轻装上阵。“其实也没新到哪里去，只不过是回归到小说创作所固有的艺术规律上来。一条河断流了干涸了，只有溯源而上，回到源头，才能找到活命之水。”徐怀中说。

　　以独特的美的发现观照战斗岁月，以清新俊朗的审美风格、内外兼修的文化素养滋养军旅文学创作，渐渐成为他创作的独特标识。他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被誉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换代之作”，获得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纪实文学《底色》被称为“感人肺腑的生命之书”，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2019年，徐怀中再次获奖——长篇小说《牵风记》以对革命战争的全新讲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他也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长的获奖者。

　　聊到《牵风记》，徐怀中的话匣子立刻打开了。《牵风记》只写了一个旅长、旅长的警卫员、旅长的参谋和一匹马的故事。战争背景最大限度地被隐没了，“小船拨转头来，驶入了亦真亦幻的另一重天地”。

　　早在1962年，徐怀中便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20多万字。但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他又亲手烧毁了书稿。随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这一段经历，是徐怀中写作生涯中至为珍贵的一个题材。怎能说放下就放下呢？他暗自发誓，不弄到完全满意的地步，宁可窝在手里，也不拿出去。“到了晚年，我想我该放开手脚，来完成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次搏击。”

　　2014年，经过一个寂寞而又漫长的准备阶段，徐怀中着手打磨长篇小说《牵风记》。没有写作提纲，徐怀中只准备了一个塑料硬皮小本子。一个生活小细节，一句有意味的话，他都会随手记下来，“我希望凭借自己多年战地生活的积累，抽丝剥茧，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

　　那时，他白天写两三个小时，身体不舒服或者头晕，就停下来。“写到哪儿算哪儿，就算最后写不完，对我来说，它也已经完成了”。薄薄10多万字的一本书，写了将近5年。

　　《牵风记》的问世，为军旅文学刮来一阵新风。茅盾文学奖颁奖词如此评价：“徐怀中以超拔的浪漫主义激情，在雄奇壮阔的革命战争背景下，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扬，对人与战争、人与自然、人的超越与升华等文学的基本主题展开了新的诠释。金戈铁马与诗书礼乐交相辉映，举重若轻而气势恢宏。”

　　“上天看我步入90多岁了，还在扒着文学创作的碗边不肯松手，给我一个小小的奖赏。”徐怀中自谦的语气中带着遗憾。在他看来，小说并未达到自己的写作初衷：“我理想的《牵风记》应该是古琴的空弦音，如铜钟一样浑厚悠远，弹奏者技艺指法应该是炉火纯青的。这个要求我远未达到。”

　　对徐怀中生活与创作的反差，著名评论家雷达生前的评价切中肯綮：生活中的徐怀中，敦厚、随和、节制，并不锋芒毕露；艺术领域的徐怀中就不同了，他的血管里流着冒险者的血，固执而自信，绝不轻易放弃他领悟的艺术法则。

　　回望徐怀中的创作，塑造的军人形象是最多的。《底色》中直面炮火的硬汉军人、《阿哥老田》里帮助苦聪寨走向文明的军人、《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在后勤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军人……徐怀中崇敬英雄，也爱写英雄，喜欢塑造有烟火气的英雄形象：“我们生活在英雄辈出的时代，为什么不多去描写英雄？”

　　对于文学创作，他认为作家应有敬畏之心，作品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写一部作品，有点像书法，那要看你的手感如何了。你是否真的触摸到了她的肌肤，触摸到了她的体温，她的脉动。一块璞玉，最要紧的是能否唤醒她的魂魄。达到这个要求，留下一些残缺瑕疵，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段时间，徐怀中稍有精神就捧着书看。他正重温《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中，那个勇敢的少年，那些传奇的遭际，那种执着的坚守，常常令他发出感慨，赞叹文学经典的魅力。

　　傍晚时分，夕阳西斜，透过窗子，洒进一片金黄。徐怀中依偎在阳光中，这，不正是一位守望者吗？！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8日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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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