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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力源自关注社会的能力******

　　电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工作，但又是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时我曾这样说。获奖对我来说具有双重意义，既是来自业内的专业认可，也是对近年来电影工作者初心不改、始终坚守在这方艺术天地里的尊重与肯定。

　　《妈妈！》这部电影很特别，我在影片中饰演一名60多岁、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儿”。这个角色，是我从业数十年最丰富、最复杂的一次表演艺术实践。“女儿”早、中、晚期病情演变过程的“接口”是什么？在清醒和失忆之间被动游走的状态如何呈现？作为演员，我必须去靠近，也有强烈愿望去探索这个特殊的领域。《妈妈！》开拍之前，我看了一些相关题材的电影作品，阅读了医学书籍、资料，一步步触碰到这个角色有形或无形的轮廓。小半年的时间里，人物与我如影随形。

　　直面生活，是塑造人物的关键。艺术不是简单地复制生活，艺术家要不断地把自己对生活的认知和理解，潜移默化地演绎到角色身上去。作为一名演员，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有心人，而不是等有了一个具体拍摄项目才去寻找生活中的例子。不断回望、反思，这是我经常告诫和提醒自己的。

　　近年来，我参演了许多现实题材影视剧，包括《妈妈！》《功勋》《在一起》《突围》等。现实主义题材的优势在于当下，社会发生的事件借由文艺的载体，让人们得以快速感知和触摸。创作难度在于，现实主义题材里更容不得沙子，因为演员饰演的人物、剧中讲述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每个人身边，作品的好与差、人物塑造得像与不像，观众一目了然。

　　没有一个角色是雷同的，塑造好角色，演员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更多滋养。我参演的黄河治理主题历史传奇剧《天下长河》前不久在芒果TV播出，在剧中我饰演孝庄太后。有时候，你必须从正反两面去揣摩角色，这样塑造出来的角色就更丰富、饱满，有血有肉，观众就不会认为演员是在简单地表达人物。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将大量镜头对准了普通人，无论《妈妈！》中的冯济真、《在一起》中的张敏华，还是《突围》中的程端阳，我饰演了许多小人物，但她们都是最接地气的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很平凡，但传递的内涵与价值并不微小。关切普通人的共情，传递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要方面。

　　对于工作在艺术创作一线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无论编剧、导演，还是演员，饱满鲜活的创作力，就是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创作力来自何处？艺术创作不以年龄为分界，而是源自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知，对所处社会始终关注的能力，以及扎实的专业基本功。我想，创作的原动力应该就来自于此。

　　（作者奚美娟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级演员，记者陈圆圆采访整理）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