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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情结在心灵深处开花——评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

　　作者：李掖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砥砺前行、搏击进取的现实律动，历史视域、社会角度、个人生命体验错综交织，正德大义的庄重言说与雅俗共赏的生动表达有机结合，通过一个普通工人竭尽一生全力以赴争当劳模的故事文本，书写了一曲中国机械工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时代壮歌。小说聚焦某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的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参加工作的历史事件，多维度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基层普通工人任劳任怨干工作、争先恐后当劳模、孜孜以求钻研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从中国电机制造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侧面，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砥砺拼搏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起一个兼具广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题。《戴花》将潜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中的中华民族“英雄情结”的历史基因、文化血统和蓬勃向上“精气神”生动可信地呈现出来，深刻揭示中国工业强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充分敞开了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的史诗性价值与意义。

工人劳模 林笑初绘

　　《戴花》采取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我”（杨哲民）和师傅莫正强之间的工作、生活和师徒关系的叙述路向，讲述莫师傅孜孜以求争当劳模的故事。而包括“我”和同学们的友情、“我”和姜红梅的爱情、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段一村和吴启军的师徒关系、师傅莫正强的家庭生活、师傅与许多人的或交好或纠结或误解或抵触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推进。这种多线索、多层次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内在肌理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节的推进并不过多依靠大起大落的陡转，却以生活、生产、爱情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画，有效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心生敬意的同频共情。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也不乏朴素遒劲、外简内丰的古典神韵。

　　小说对莫正强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对英雄人物进行高度提纯的类型化模板展开的，而是紧扣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莫师傅倾尽全力“当劳模”的执着心念和执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体性互融互衬的手法，既多角度地写出了其心底纯粹、敦厚善良、真诚待人的优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时而显露出的一些小卖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虚伪等缺点。一方面，为当劳模，身为车间主任的莫师傅以工厂为家，以诚相待车间工友和徒弟，抢干重活儿、累活儿、脏活儿，虽然一连几年与劳模荣誉擦肩而过，仍然不气馁、不泄劲，一如既往地埋头苦干，每逢节假日就主动申请加班值班，不辞辛苦、不计报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无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车间的“冲天炉”前，以“点……点火”的嘶哑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为当劳模，莫师傅也时常闹出一些高调摆姿态、可笑又可爱的小把戏，如为引起厂领导和其他车间工友对他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就到车间来干活之事的关注，他故意让妻子连续几天大张旗鼓地到车间来送早饭，边走边大声埋怨“这个死东西清早就往车间跑，早饭也不吃”。为增强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营造家庭和睦的氛围，而妻子恰好正在和他闹矛盾甚至叫嚷要离婚，他就软硬兼施动员“我”去当说客，力劝师母别在评劳模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他甚至还做过一件偷钱的错事：当市里已通过他的申报材料，要派出验收组来车间和家里考察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钱。按理说这事儿谁都不知道，而且还已全部送还，可莫师傅却始终过不去这道心坎，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丢人丢脸的丑事。于是在验收会即将结束、验收组负责人宣布“莫正强同志已正式确定为我们全市的劳动模范”时，莫师傅却突然坦白自己曾偷过钱这件事，并声明自己没脸要这个劳模称号，致使即将到手的劳模殊荣再次泡汤。大家都埋怨他太实在、对自己太苛刻，莫师傅却说，他要争当的劳模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当众说出自己这件丑事心里不踏实。尽管莫师傅直到生命终结也没当上劳模（小说结尾处提示，莫师傅被追授为全市劳动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业爱岗的人格华彩却是那般的灼目闪亮。

　　正是这种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性与写真纪实意义的描写，契合人情、人心、人性的内在肌理，滤掉了粗简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饰，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实可信又接地气，使读者深切感受到德华电机厂这片文学“风景”中的灵魂跃动与人性交响，标识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样性和纯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学功力。

　　作者对人物塑造欲扬先抑手法的娴熟运用，撑开了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张力。《戴花》明明是对莫师傅和以莫师傅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群体的赞颂，却并未从开始就对其一路褒扬，而是首先从相反的贬抑处落笔。先写“我”对师傅的失望与不满，嫌弃他从相貌到气质都乏善可陈：“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胡子很稀疏，东一撮西一撮胡乱生长。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从来没用肥皂洗过似的。”说话絮叨且口气难闻，似乎从来不刷牙。尽管师傅对收“我”为徒颇为自豪，亲切地称为“民儿”，“我”心里却很是不屑和疏远。后来在日常工作中，师傅为人的善良坦荡、心地的干净纯洁和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使“我”逐渐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内在魅力，进而愿意和他亲近，愿意追随他勤奋努力，最终从心底深处生发出对他的真诚爱戴与礼敬。其他人物也大都是采用欲扬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我”对师傅的情感形成起伏跌宕的鲜明对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的艺术蓄势手法之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作者：李卫东（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镜宇（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范围和影响，推动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不断促进公平和效率更加统一。因此，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现代化，必须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必须坚持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新时代新征程背景下，更要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作用路径，全力推进“五个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以数据资源新禀赋重铸人口规模新红利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提出的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投入，推动制造业快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繁荣增长。但随着发展的变化，这些人口红利正逐渐改变。新时期，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如何重焕生机？数据新要素的出现为此提供了可能。数据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体现为数据量越大，场景越丰富，数据使用价值就越高。而数据主要来源于人类活动。因此，占有全球18%人口的中国无疑具有世界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数据资源优势，人口迎来了数字时代的新红利。数字经济助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主要路径在于改善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

　　在人口结构方面，数字技术的虚拟、开放、共享等特征有助于打破城乡之间的时空壁垒、信息壁垒、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更为自由地流动，为城镇化进程营造更好的环境条件。此外，数字经济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催生了更多城市就业岗位，例如外卖员、滴滴司机、物流配送人员等，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意愿和就业供给。在人口素质方面，无论是数字核心产业本身，还是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都对劳动力技能水平有更高的要求，其产生的“优胜劣汰”效应将倒逼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整体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数字技术新优势增加共同富裕新机遇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扎根于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的最能反映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点是致富机会要相对均等。数字经济能够助力共同富裕的逻辑基点在于数字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普惠性技术，这与社会主义本质紧密相关。数字经济依托其“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技术特征，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形成了广泛的正外部性，有助于改善传统工业经济下低收入群体难以获得技术支持的劣势地位，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致富机会。

　　于后富群体而言，首先，致富机会不均等往往受教育程度影响，后者则导致了个人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的机会不均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相结合衍生的新型教育资源和远程授课等新型教育方式，大幅改善了知识获取的公平性，促进了“教育致富”。自2010年以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国内外高校已经陆续提供线上免费公开课程。其次，基于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构建了以信用取缔抵押的新金融体系，有效缓解了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的获得借贷资金的机会，推动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促进了“创业致富”。再者，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各类社交网络平台空前发达，促进了“才华致富”。于先富群体而言，数字技术还有利于强化经济活动的时空关联性、产业关联性和主体关联性，能增强先富群体对后富群体的带动作用。对政府部门而言，数字技术应用于政府治理，有利于全方位地提高政府服务和监管的精细化和智能化，增强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健全完善政府在共同富裕中的体制保障作用。

　　以数字经济新形态提升中华文明新高度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着力于解决中国主要矛盾的最能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数字经济凭借其高效性和创新性的双重特征，能够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物质文明方面，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其蕴含的信息价值优化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进一步释放了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了物质产出和物质财富的创造速度。就GDP增速而言，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精神文明方面，数字经济则有助于推动文化繁荣和基本公共服务改善。在文化领域，数字技术为系统化地记录、保存、继承广大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普及、弘扬提供了更有力的方式。基于数字孪生、VR、AR等技术的数字文旅产业以其资源无限和时空无界的新特性，不仅解决了传统文旅的供需不均衡问题，更是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旅客体验，刺激了更多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兴趣，满足了人们对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精神需求。在社会服务领域，以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为主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公共资源的供需匹配效率，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提高了民生保障水平和居民幸福度。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匹配上，数字经济所具有的长尾效应特性使得广大消费者的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在最大化程度上得以满足，延展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空间，提高了人们生活内容的多样性。

　　以数字命运共同体共创人类发展新道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基于新时代背景的最能体现全人类发展诉求的两个现代化。环境保护及和平发展是全球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数字经济的先天优势更有利于打造绿色经济和共享经济。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于能源生产和环境监测，能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监测效率，加强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从治理路径上缓解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核心技术应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与应用，能大幅压缩研发成本和市场化进程，助力能源结构加速变革，从治理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背景下，国际贸易模式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数字技术通过简化交易流程和透明交易信息，大幅减少了国际贸易的交易周期和交易成本，推进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深化了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分工和合作。更为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在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距离日益缩短、关系日益亲近、文化日益交融，有助于增进交流与合作、减少对立和冲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